這個世界最大的異端不是無神論,而是淺薄 ( Tom Lo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有一個概念叫做garbage in,garbage out.
意思係指如果輸入無用的東西，輸出的同樣只會是垃圾。
牧者的事奉也是如此。
牧養者的話反映了自身對信仰的了解.
冇人天生懂得所有東西。
人一般倚靠兩個途徑去學習
第一是透過身體力行，例如跌倒後知道什麼是痛楚
另一個是透過了解別人的經歷/前人歸納的定律
作者在書中鼓勵牧者要多閱讀不同的書籍，包括信仰書籍及其他文學作品。
作者認為那些文字能給予諸多啟迪比服侍者，豐富我們對信仰的反思.
人生時間有限，根本冇可能逐一經歷所有的事情
前人的經歷能讓我們用極短時間去了解一件事的始末，結果等。
事奉者可以循此途徑知道更多不同的事。
另外，先輩在信仰上的思考，亦能讓我們對不同的信仰問題有更深入的探討( 例如何西亞的經歷與香港現況的聯想等等)
作者並不是要否定個人經歷的重要，
而是認為大量的閱讀能讓牧者的服侍更有果效。
睇完窮爸爸富爸爸可以使我們知道信徒在日常生活會面對的財務壓力，
閱讀潘霍華的書會了解佢點睇重價的恩典。
這些話題都與我們適適相關。
社會上常常出現很多爭論,
無論係萬聖節/中港衝突/貧富懸殊/其他..
都深深影響信徒的生活..
到底聖經係咪教人去盲目順服???
信徒應該點管理金錢?
牧者有責任&義務去學習更多..
因為牧者的言行會影響會眾..
會眾渴求在知識上得到更多的牧養..
而唔睇書既牧者,唔足以照顧大量的會眾..
對我黎講，我覺得自己仍有許多不足..
好多問題,唔係單憑一己之力去諗就會諗得通..
了解不同人的思路能使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
例如消費主義點影響我地既生命? (eg管理金錢)
身份認同係點樣建構的? (eg教會/中港矛盾)
黎緊我打算調整下我閱讀既比重，
要分番多啲時間睇書…
但係應該花心神於邊部份好?? 我仲係揀唔定呢..
商業,心理,社會等我都有興趣..
仲有釋經書,服侍用工具書等等..
只能說一句: 路漫漫而修遠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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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本文附上鴻文一篇,如果我夠lv,一定會挑機..
呢個牧師D見解真係...特別.
「國民教育」爭議帶來之反思
文◎吳宗文 播道會港福堂主任牧師
有關現時社會間及教會內討論國民教育問題，除了偏向情緒化並泛政治化外，不少行動參與者及闡論發言人，從其言行都反應出其不知及不明國民教育之目的與內容（相信只有少數討論者，曾將這兩本爭議的核心文件細讀一遍，包括教會刊物中以先知姿態發言的人在內）。所以現時很明顯這個反國教的「政治」運動，是被暗藏的恐共、拒共心理所牽發，甚至被主張「去中國化」的政客所「洗腦」而驅動。
平實而言，古今中外那個國家、民族不為自己建設的社會而培育自己的公民呢？西方遠至柏拉圖，便在其名著《理想國》（Republic）中闡述國民的訓練；中國更不消說了，孔孟以及諸子何嘗不是強調要教化自己的國民呢？近的雖說日本軍國主義可惡，但日本的國民教育確比香港的好，單以浸溫泉之潔淨程序和公開場合之禮貌為例，便將中國禮義之邦比下去。再說民主的美國，其大國沙文主義連美國人自己都反對，但美國何嘗沒有愛國主義教育呢？從美式足球開場唱國歌，美國兒童自少在課室便向國旗宣誓效忠（pledge allegiance），以至流行的特務、軍事電影，都在宣揚愛國主義。因此有天主教領袖將國民教育連繫為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溫床，實在是思考不清晰（國民教育與民粹國家主義有邏輯上的必然關係嗎？），而且是缺乏歷史常識。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社會亦自然有其公民素養之教育（就算這是一個政治任務，亦是一個值得驕傲和光明正大的政治任務）。香港社會的政治生態，確有些人對共產中國懷有不信任之情緒，再加上「六四」及接二連三發生在維權人士身上的事情，這種意識和情緒更加高漲，而且很自然地，便宣洩在認為是代表中央的香港政府身上。還有一些有台灣背景或外國政治連繫的群體，他們擔心香港若然成功地實行一國兩制管治模式的話，無疑對他們構成壓力並與他們的利益產生衝突；而且外地對中國事務便少了牽制的把柄和置喙、插手的機會。無論如何，香港的執政者都必須承認和接受這種現實（姑勿論是否港英政府在殖民地時期埋下的炸彈也好）。
然而，願意以香港為家的政黨及從政者，該思想如何凝聚沉默但又看不過眼的大多數市民，如何讓他們對正面建設香港和中國的政治主張起共鳴，動之以情，說之以理。而且動員起他們，組織起他們，使他們的聲音，他們的票，他們的遊行、示威、抗議，甚至絕食，結集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不再被極端的少數所騎劫。教會在討論社會各種政治議題中，應該持真正的客觀、理性、中肯及合乎聖經的立場。不從意識型態出發，被網上一些假扮教會人士的言論所牽制，或接了某報刊、某黨派輿論之訂單，便淪為教會圈子內對教內人士語言粗暴之執行者。我們實在厭倦那些鸚鵡學舌之先知和評論者。有基督教社關機構說，我們若不支持時下那些爭取人權者之訴求，那麼將來我們反同性戀時便無人支持。這真是不知所謂，而且是倒果為因、一廂情願之想法。
國民教育之訴求已非一朝一夕形成之新事。在上世紀殖民地時期，已有教會牧者和教育機構，看見港大黃麗松校長所言「醜陋香港人」的現象，便鼓勵在學校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何來「洗腦」之有？若將任何具有價值取向東西的傳授視之為「洗腦」，那麼過去五四運動期間的「非宗教教育運動」，也許稍後便會歷史重演了﹗
多年前已在書展中購得一套大學人文教育叢書，內中各冊分別選輯了古今中外著名思想家的文章，討論人與自我、人與家庭、人與社會、人與國族、人與世界及人與自然等範疇應有的看法。若然這套書能像芝加哥大學推動閱讀鉅著（Great Books）運動一樣被推行，我想中國公民的素質和視野必然具有深度和濶度。反觀現時爭議的兩份文件（我從教育局網站下載百多頁全文仔細閱讀）。一份似先前所提的人文素養教育；另一份《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則甚似上世紀七十年代學運火紅火熱時，學生會自發編印認識中國的手冊（不過現時的客觀很多）。
綜觀現時大部份批評，不外乎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是實際執行層次上之困難，例如：擔心科目範疇過於廣泛，擔心獨立成科增加學生壓力，擔心評分標準不知如何，擔心與其他科目重叠，擔心頻密改革令老師疲於奔命，擔心老師不知如何教，擔心變成填鴨式科目等。第二是理念層次上之疑慮，例如：課程灌輸愛國思想和宣揚共產黨功績，課程只報導國家正面事件而迴避某些問題，課程忽略培養公民的政治意識、權利與義務等。
第一類實際問題是可以討論和解決的；第二類問題當然亦有商榷餘地，但必須基於香港現時是在一國兩制的社會實況來討論。將西方某些國家的國情，或以香港作為一個獨立自由城邦的想法來作基礎，只會是天方夜譚，不切歷史實際。
在僭建風波尾聲，新界東北發展之風波未起之先，國教這齣政治肥皂劇正好填在狹縫。諷刺的是，正是釣魚台事件引發反日示威浪潮時，反國教者卻採用了日本人表示不同意之交叉手語來作抗爭象徵。也許潛意識上，正反映了民族意識不強的一代，在後殖民地時期懷舊的遐思吧﹗
讀者和闡論在一種時代氛圍之影響下，都忽略另一類理性但無奈的聲音。茲列舉媒體上另一類見解如下：
第一，論到國民教育之目的何在？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副總編輯林沛理說：「國民教育有助『去殖民化』。」他認為「殖民地子民的祖國已被『陌生化』，國民教育之目的是要培養市民對祖國認同的民族意識和文化自豪感。」換言之，現時某些人士反國教的心態，其實是已被殖民地時期帝國主義「洗腦」而不自知矣。
另外，有作者評論時，回憶「自己學生時代第一首英文歌是《天佑女皇》，而一九八一年英國戰艦被阿根廷擊沉時，竟有同學抱頭痛哭起來。」其實這種社會心理在殖民地時期十分普遍，是人被「潛而默化」而不知，但在回歸後的今天，是否應該改變？
第二，論到兩份爭議文件是否有「洗腦」成分？《頭條日報》專欄作家黃麗君在《國民教育指引睇真啲》一文詳細分析181頁的指引，清楚顯示內容沒有半點洗腦成分。她認為大部份人將《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與教育局的指引混為一談，其實是思維的混亂。
《經濟日報》副社長石鏡泉則進一步去討論這份《國情手冊》。他說：大部份人指控「教材中的『中國模式』與『華盛頓模式』的對比是頌中國貶美國，有為阿爺歌功頌德之嫌，故是『洗腦』教育。」因此，他刻意在他的專欄中將文件最具爭議的第27頁，即「中國模式的成本」部份照登，比對下發現指控根本不符事實，因為「毒奶粉事件」、「我爸是李剛」、「動車事故」等，都沒有迴避地被記述下來。
正如政論家陳文鴻亦說：「中國模式，以至在此之前的德國模式、日本模式，四小龍的發展模式等，都証明了經濟發展沒有單一的英美模式，各國都有走自道路而成功的道路。」所以，就算真的要以英美的國情和社會建設理念作為「普遍價值」和「核心價值」時，仍必須全方位地並立體地考慮，才能批判性地將之處境化，並於本土落實。
第三，論到國家認同問題，《亞洲週刊》多篇評論文章說：「劣書可焚，但國教不可廢。殖民時代港人全盤接受西方價值觀而不自覺，導致日後抗拒了解和認同自己的國家。」亦有資深媒體評論員認為，反國教是「香港人純真的失誤。」他說：「為了一本粗劣的國教手冊，抗拒國民教育科，而踏上疏離國家民族的道路，是純真的失誤。」所以施永青亦在其報刊《AM730》的專欄中呼籲說：「國民教育不應因噎廢食。」
第四，論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亞洲週刊》筆鋒專欄則呼籲「港人要尋回民間中國論述。」作者認為：「香港不能陷入去中國化的危機，也不能掉入台灣民主化的陷阱；贏得民主，卻失去了中國。」另一篇文章的總結這樣說：「歸根到底，是香港人近年缺乏信心的問題，國教科只是一具沒有軀殼的幻影，投射了部份人對香港發展停滯的焦慮以及對北京和香港政府的不信任。」
第五，學界對此的討論又如何呢？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教授說：「香港人的國民身份是一個客觀事實，應該要正視，否定此一身份即是逃避現實。」歷史學者陸人龍教授亦贊同設國教科，他指出「香港是中國文化傳統延續的一部份，香港人在一國制之下享受很多，卻又表示國家與我何關？這是說不通的。」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李焯芬教授認為：「當然，每個人都有權構建自己的價值觀，選擇自己的人生路。問題是：中港經濟關係日趨緊密，我們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的工作都和中國內地有所關連……（因此）對中國文化及國情有些基本的認識，對他們的未來事業發展，未嘗不是好事。」
第六，在討論到反國教者沿用現今社會激烈的抗爭手法時，退休大律師陳莊勤在明報網站陳言：國民教育「一開始便被標籤」。他批評道，社會「是非顛倒至此，還有民智嗎？」他又批評媒體文化正向社會及青年人「洗腦」，政治矛盾對峙不是以協商來解決，而是「務求對手不『跪低』不罷休」，以至十多歲學生在未進入理性辯論，便「不明所以地隨便辱罵官員『無恥』。」
《頭條日報》另一專欄作家潘麗琼在《向暴力政治說不﹗》一文中表示：「何以用語言暴力侮辱人？民主自由講求對人的尊重，他不是自稱民主派嗎？這是對下一代最壞的示範。」（我很高興幾年前冒出頭來指責社會暴力問題的一篇禱文，雖招致教內外極端分子抹黑圍攻，但至今認同我這種講法的社會人士愈來愈多）。
《經濟日報》副社長石鏡泉又在其專欄內引述讀者的投訴說：「在部分報章及討論區，只要你是支持國教科，便被冠名『與民為敵』、『5毛』等稱號──這『非友即敵』的思維與『多元包容』的社會是否背道而馳？」
《頭條日報》專欄作家黃麗君在另一文章《對國民教育的另類觀點》中又說，「民主社會除了選舉制度外，便是法治、理性、包容和客觀等」，但現時「主流聲音已聽不到理性討論，只見抗爭、絕食等激進行動及單一聲音。如有其他人持不同意見，就淪為十惡不赦的大罪人。其實這亦是一種變相式洗腦教育。」她續說：「身為一個中國人，難道我們不應該認識中華民族、中國嗎？我想問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的人民是不需要認識自己國家的知識的？」
第七，為何反國教人士之理據不強，聲音卻如此響亮呢？其實自始至終媒體及社會便對國民教育問題偏頗地報道和理解。據《亞洲周刊》「中華天地」專欄分析說，當「主流報章以『洗腦』定義國教科後，一詞風行，令不少港人聞詞色變，導致爭議的理據在香港的言論平台上從未得到清晰的梳理。」該欄作家陳立諾續說：「支持設立國教科一方發出的聲音較弱，無法佔據香港主要言論平台，亦缺席於網絡世界。」
這說明了香港媒體現今在意識型態上偏頗的情況。例如：支持國教者，亦有人以絕食來示威抗議，但有關的報道卻是少之又少，而且放在不顯眼處。當亞洲電視的評論與主流意見相反時，卻惹來圍攻，副總裁不得不回應說：「希望社會尊重別人觀點。」不單如此，連宣稱民主包容的政黨亦「政治正確」地處理那些「政治不正確」地支持國教的黨員。
將上述部份剪報搜集得的資料撮要地臚列，為要讓人認識到除了煽情、暴戾及偏頗的輿論外，社會上仍有理性、客觀但無奈的聲音。教會要反思的是：我們只是在西方神學背後的社會意識型態影響下，接了時代的訂單，成為潮流議程的附和者；還是真正履行聖經先知的角色，批評政府不當政策之同時，亦批判激進政治及粗暴言行。
任何讀聖經和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基督徒在公共領域中有發言的權利（不像一些人說，宗教陳述是自說自話的私有化語言，而牧者就社會或道德議題逆流發言便是無知）；而且亦有先知的角色。但問題是當我們批判時只是順應社會潮流，而對社會問題癥結缺乏一種全面了解和徹底分析，以致我們以為自己是站在先知崗位發聲時，其實只是做了政黨的應聲蟲。
任何基督徒都知道要「行公義、好憐憫」，但誰去界定公義和憐憫？如何去界定呢？用誰的尺度和觀點？而且如何去實踐呢？社會的我們不用說，但教會內所謂批判聲音，其謬誤和蒙蔽除了他們可能錯引聖經或詮釋有誤外，最重要的乃是他們在應用之先，過份簡單及二分化地去看社會問題。
例如最低工資30元真的比28元較公義和符合社會的福祉嗎？當他們基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批判「古典資本主義」制度兩種階級在利益上之對立時，他們又過份相信「福利資本主義」制度底下的立法規管和勞資談判成效。若然我們今天現實地是生活於市場供求彼此平衡及社會利益互相制衡的經濟體系下，便要立體地去分析整個社會各階層的利益，並尋求在政治上的妥協和讓步，以至社會各階層及整體都得到真正的福祉。豈不知工資過速增長，同樣會帶來工種流失、物價高漲、企業倒閉及工人失業等問題（這正如成語「朝三暮四」所揭示「治標不治本」的問題一樣）。
今天激進地批評政府是最容易獲得名聲，且是最安全的（我不是說政府沒有該改善的地方），但敢逆流發言，不怕別人在教內教外圍堵和攻擊，才是具有道德勇氣的真正先知。所以評論社會議題時，奉勸神學院講師、社關機構主管、教會牧者及教會報刊專欄作者，別只看低俗、淫褻報刊的報道、評論和分析，因為你已有被洗腦之嫌，受了他們觀點之影響而不自知！
中神院長余達心博士在一篇《切切為香港祈禱》的文章中說：「我想不少人和我一樣，看到香港政壇近日的情景，不僅感到納悶，也感到擔憂。……談到香港的民主發展，隨即想到『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理想，即理性討論，彼此尊重，包容異己，維護異己發言權利，容讓受質疑的人有申辯尊嚴及疑點利益的種種價值。我們要更迫切地為公民的文明素質（civility）祈禱。我說迫切，乃因這種文明素質在香港似乎日見倒退。是的，近年來的情況著實令人憂慮。在不少場合，每當有人發表稍有政治不正確的異見，唾罵、群毆、狙擊、侮辱甚至抹黑立時蜂擁而至，最強烈而鄙屑的詞彙瞬即堆在異見者的頭上。」
於基督教協進會的通訊刊物中，梁恩榮博士在一篇題為《香港公民教育發展方向的反思》的文章中，也引述學者博德說：「如要倡導群眾式的民主，我們一定要努力建設堤防，以免掉進如盲目崇拜煽動者及無腦筋的政治野蠻行動等陷阱。我深信只有透過嚴謹而有系統的政治教育計劃才能築起這些堤防。」可見無論福音派或自由派的言論，都關切到「暴民政治」的假民主問題。
《基督教周報》在一篇題為《混沌中尋出秩序：教育學校對國民教育的定位和貢獻》的文章中，曾指出：「教會學校一直以來都強調公民教育，認為有需要培養學生對社會和國家的歸屬感和責任感。」基督教既然亦強調公民教育，但其內容該是什麼，而且與世俗的有何不同？在香港浸會大學基督教通識教育資源中心的研討會上，當討論到《通識教育與基督化價值》時，關啟文教授說：「學校提出基督教價值觀時，若與今日傳媒和學術界所推崇的『普世價值』有衝突時，恐怕基督教價值觀缺乏說服力。他指，普世價值如民主、人權、自由與和平等，不一定合乎聖經，不應不加思考就全然接納。他提及香港人權監察對『國民教育』的批評，及同性婚姻支持者的人權觀，從而提醒不要盲目接納滲透了世俗主義的人權論，卻要建構基督教世界觀。」
因此當教會要站在先知角色去捍衛社會該持守的價值時，首先要辨識這是「俗世價值」還是「屬神價值」？就算某些政治價值確有基督教根源，甚至是具有超越時代的普遍意義，但仍不能將之絕對化（因為此舉無疑是將某些政治理念偶像化）。更重要的是，不能以低劣的手段來達成善之目的。
正如資深傳媒人謝悅漢在《毋忘香港「沉默的大多數」》一文中說：「香港部份政客煽動市民仇視中國，無人為大眾發聲，多元化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受挑戰。」大家做人都知道一個道理：「槍打出頭鳥」，因此面對輿論的強勢壓逼大家都會噤若寒蟬，不敢發聲。但聖經勉勵我們：縱使在不利的情況下，無人願聽的情況下，仍要為主的道而敢於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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