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吳宗文講要順服掌權者後,我一直諗緊呢個topic..
不過,太複雜了..暫時未有想法..
岩岩搵番以前save低既存貨. (以前冇心機睇><)
特在此轉貼..
自己對信仰仍有很多不明白呢..
唯有多了解下先賢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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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reatest-dad.xanga.com/724921511/%E7%BE%85%E9%A6%AC%E6%9B%B8%E7%AC%AC13%E7%AB%A0%E7%9A%84%E8%A7%A3%E9%87%8B/
為方便各位，我將《新約倫理》中有關羅馬書十三章的解釋部份，分三天貼出。
政權
新約聖經二十七卷都是就現實處境和問題衍生的作品；廣義地說，所有經文或多或少、直接間接都反映信仰群體與外在世界的關係。早期教會被主流猶太信仰體制視為異端邪說，希羅世界則懷疑其危害社會安寧。第一世紀的教會是不折不扣的小眾、邊緣、弱勢群體。信仰群體與四周環境的張力，莫如與權勢週旋，而最具體的權勢力量，當然是政權。另一方面，新約觸及權勢的經文雖說不少，[1] 但直接說明基督徒應如何面對政權的經文卻不多，[2] 其中至為明顯，也一直是歷代教會爭論不休的，正是羅馬書十三章1至7節，[3] 因為這裡保羅的教導似乎在清楚講論基督徒面對政權之道。究竟保羅的教訓是放諸四海、跨越時空文化的神學宣告和倫理守則，抑或是權衡現實、因時制宜的對策？與此似乎遙遙相對的，卻是啟示錄第十三章以窮兇極惡的大龍和二獸象徵的羅馬權勢。究竟新約聖經對權勢有沒有一貫的教導？新約信仰群體堅持的信念，對同樣生活在衝突和矛盾的後世教會有何啟迪和意義？
[1] 榮克認為權勢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power）遍佈新約聖經。參 Walter Wink, Naming the Powers: The Language of Power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Powers, vol. 1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4), 13-35。
[2] 參羅十三1-7；可十二13-17；徒五29；提前二1-2；多三1；彼前二13-17，三13；啟十三。
[3] 有關歷代教會如何理解羅十三1-7，可參考U. Wilckens, Der Brief an die Römer, Evangelisch-Katholischer Kommentar zum Neuen Testamentum VI/3 (Zürich: Benziger/Neukirchen: Neukirchener, 1982), 43-66的整理。
羅馬書十三章1至7節的解釋和意義
從經文表面可見，保羅在羅馬書十三章1至7節裡講述的，是一個行公義（賞義罰惡）的政府。保羅卻沒有明言，當政權未能執行應有之義，甚至倒過來濫權為禍之時，信徒應該怎樣回應。正因如此，教會歷來對這段經文的分析，很值得我們三思。
一、從第二世紀到宗教改革
第二世紀教父、亞歷山大的俄利根（Origen of Alexandria）在論及羅馬書第十三章時，嘗試推論保羅教導裡未曾明言的部分：
保羅說「沒有權柄不是來自神」，其真正意思是甚麼呢？一個逼迫神兒女、攻擊並污蔑信仰的權勢會是來自神的嗎？我們簡單稍作講解。沒有人否定我們的感官──視、聽、想──是來自神。雖說是從神領受，但怎樣使用卻是我們的事……人若濫用了神賜予本作正途之用的恩賜，祂將會以公義施行審判。同樣，如果有權柄者隨從自己的不義，而非按照神的律法，神的審判必定會是公義的。[1]
所以，對於「抗拒的人必自招審判」（羅十三2），俄利根卻認為，如果在上者逼迫信徒的話，這句就不能應用了，因為它假設了那些有權位的人處事公正。[2] 因此，保羅說在上者「是神的用人」（羅十三4），實在指在上者懲處不討神喜悅的罪行而言。俄利根的解釋與保羅的教導，兩者指向同一信念──神才是權力的源頭，也是審判的終極參照。兩者間的分別猶如錢幣的兩面：保羅從積極面描述政權的功能和義務，指出基督徒應以怎樣的態度面對；俄利根則從消極的角度，指出信徒無須無條件地接受腐敗的政權，因為對方必須面對神的審判裁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信仰的前提，也由於社會和歷史處境所限，俄利根並沒有提出任何形式的抗爭革命，甚至強調信徒必須「因著良心」順服（羅十三5），不要因行惡事受罰。[3]
第四、五世紀的岩寶沙達（Ambrosiaster）將羅馬書第十二與十三章並讀，他相信第十二章為信徒提供屬天的教導，而第十三章則是地上的指引，兩者相互補充，不可或缺：
保羅已經教導信徒遵守屬天的義行，現在他叮囑對地上的法律亦然，不可輕而待之。如果地上法律守不了，天上法則也守不住。地上法律好像導師，引領孩子們面對更高的義……所以，為了支持自然律的權威和尊嚴，保羅見證說，神是天上和地上律法的作者。地上法例的執行者有神的允許行事，無人能視之為人的工作而將之輕視。事實上，保羅視神聖法則由人間權柄所代表。[4]
同樣，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亦基於羅馬書第十三章字面對政權的肯定，將政權的角色和重要性加以演繹：
保羅在其他書信中也提到這事……顯示基督教導的律法旨不在減弱國家，而是希望它有更好的管治。他講的不是個別的領袖，而是權柄的原則。有管治的，也有被管的，自然不會落入混亂無法的狀態，叫人民無所適從。這就是神智慧的工作。[5]
屈梭多模認為，「抗拒的人必自招審判」這教導背後之目的在於傳福音，免使人誤會基督徒不守法令，甚或密謀叛逆。[6] 而掌權者能行使儆惡懲奸、彰顯德行之職責，是為神的用人。[7]
上述「兩種律法」的觀念逐漸規範化，形成信徒活在雙重層次的形態下；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應數奧古斯丁（Augustine）對羅馬書的詮釋。奧古斯丁認為信徒同時兼具靈魂和肉體兩方面。肉體的生活屬於地上的層次，而屬靈的生命則以天國盼望為依歸。基督徒一天生活在這世上，就得在這時空過日子，不能避免。以此生而言，順服地上掌權者（管治事務者）是應當的，「所以，如果有人自以為是基督徒，卻不肯繳稅，又不尊敬那管治相關事務的官員，他就有問題了」。但就屬靈方面說，基督徒相信神，被呼召進入神的國度，自不應順服那嘗試摧毀永生的人，「同樣，若有人以為他所順服的官員甚至有權管轄他的信仰，他就更有問題了」。信仰與生活兩者間的平衡，見於福音書內主耶穌的吩咐：「凱撒的歸凱撒，神的歸神。」（路二十25）奧古斯丁認為，基督徒在永恆和短暫的夾縫中行走天路，「雖然我們被召進入那世上權柄沒有位置的國度，但在我們邁向國度的路途上，世上權勢一天還未被毀，我們就得為著人世間的事務忍耐，無瑕疵地以此順服那命令我們的神，而不是人」。[8] 誠然，短暫事物由有權勢者管治，信徒當順服。他們甚至可以強取，但這都是將要過去的東西；永恆事物他們管不來，故此基督徒不必順服他們。良知即是愛，源於主耶穌的誡命，終歸還是以主為是。[9] 奧古斯丁這種對掌權者的觀點，既承接經文表面的意義，亦以接近二分的信仰範式，一方面將地上的主權拱手讓與掌權者，一方面強調愛的誡命實踐在鄰舍身上的主旨，並強調天國的盼望。此觀點說明奧古斯丁對羅馬書十三章1至7節的理解，並沒有太多批判的元素和力量。
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對羅馬書的了解承接上述教父的傳統，其中尤其接近奧古斯丁的講解。馬丁路德認為，羅馬書第十二章的內容，目的是勸勉信徒不應混亂神建立的教會；而在第十三章，保羅則提醒信徒不能衝擊地上的政府，因為兩者都是神建立的。這兩章分別講述教會管治和服務人的屬靈（spiritual）需要，而政府則對應人實在（earthly）的需要。所以，教會的目的在於引領人成為信徒，而政府則謀求管治民眾。在教會內，人以福音、愛和自由生活。在世界裡，人在政權的法律、理性、智慧和威權下受管治。作為「二性」的人（dual being），信徒就像基督一樣具有二性。從屬靈的角度看，信徒是自由並且超越所有的，就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三章21至22節曾言：「……因為萬有都是你們的，或保羅，或亞波羅，或磯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現今的事，或將來的事，全是你們的。」在信心裡，萬物都服在信徒面前，他既不由任何事物管轄，也不必依靠它們，這正是我們與祂一同作王的意思（啟五10）。故此，鄙視、輕看世界是征服世界最佳之法。對馬丁路德而言，信徒的靈無須、也不應向任何人順服。但信徒一天在可見的世上生活和工作，就應當為主的緣故順服人（彼前二13）。藉著這順服，他就順服神，也討祂的喜悅；藉著這順服，他就勝過了世界。[10]
因為政權是神在地上所設立，政權源自神，所以信徒當為著順服神而服從政府，這是馬丁路德的堅持。就算在失職和不負責的政權之下，馬丁路德仍然勸勉信徒要因著神而順服，因為政權代表神管治地上的事：「所以，如果你的政府奪取你的財物、你的生命、身體、任何你擁有的一切，當說：『我樂意給你。我承認你是我的主人，我樂意服從你。』」[11] 他認為根據聖經，基督徒不應與政府為敵，不論政府的運作與管治是否公義。基督徒應該忍受逼迫和不公義，特別是來自政權的打壓。[12]
馬丁路德由是開出了他的「兩個國度」的倫理觀點（Zwei-Reiche Lehre），即基督徒生活的兩個層面：（1）屬靈、沒有劍、只有神的道之國度；（2）地上、配劍、賞善懲奸的政府。在神的國度裡，神的道、基督的福音主宰人的生命。在地上的國度裡，神通過政權及其方式管治人。在地上國度生活的基督徒，在認信神藉掌權者管治的同時，也以馬太福音的山上寶訓作為生活的準則指引，關顧弱小、愛鄰舍、不以怨待人、拒絕以惡報惡。所以，基督徒應在不違反神的道這前提下順服掌權者。[13]
馬丁路德的關注並非僅是抽離的理論。事實上，他在思考地上的國度怎樣行使權力才符合信仰、基督徒的順服當到怎樣一個地步等問題時，都是基於實際處境的考慮。[14] 對於當日閔沙（Thomas Münzer）領導莎華比亞（Swabia）地區的農奴起義，宣告「十二條款」（Twelve Articles of the Peasants of Swabia, 1525）爭取自由、公用土地、合理工資、牧者，馬丁路德的立場是勸籲起義者尋求和平（Admonition to Peace: A Reply to the Twelve Articles of the Peasants of Swabia, 1525，反對武力暴亂：
統治者的邪惡和不義並非動亂和叛逆的理由，因為懲罰邪惡者的責任不落在任何人身上，而是屬於那佩劍的掌權者……再說，一般的公理是，沒有人可以審判關乎自己的案子，或自行報復了斷……聖經也同意這講法。現在不能否定的是，你們的叛亂使你們成為審判官、自行裁決報復。你們不願意受苦，違反的不僅是基督徒的律法，也是一般公平法例。[15]
福音並不牽涉這個地上國度的事務，馬丁路德視爭取自由為「倡議搶掠，因為按此，每個人都想將原本屬於〔地上〕主人的身體取去」。[16] 馬丁路德堅持，奴僕可以成為基督徒，繼而有基督裡的自由，但肉身仍然不是自由的。所以，莎華比亞農奴要求自由這條款使所有人都平等，是將基督屬靈的國度變成地上的國度，是匪夷所思的。在馬丁路德兩個國度的觀念下，在地上的國度裡，人是不可能平等的，有些自由，有些被囚；有些是主人，有些是奴僕。[17] 值得注意的是，馬丁路德強調基督徒應順從地上國度的秩序，並不是因為地上國度本身的權勢（地上國度和屬靈國度同樣以神為終極參照），而是學效基督的榜樣，在地上國度中，「我將自己如基督般呈獻與鄰舍，一如基督將自己獻與我般。我這生所作的，為的是要鄰舍得益，因為因著信我在基督裡已經得到一切好處」。[18]
但當權勢左右和扭曲福音，或將信仰強加於人的良知之上，馬丁路德卻明言：「你們當勇敢地抗衡、打擊他們，不是為他們的緣故，而是為那些被他們毒害的人。」[19] 似乎馬丁路德沒有全然否定不服從掌權者的可能性。雖然他認為叛逆是通過武力反抗，至終讓自己成為統治者，是違反基督律法的行徑（他以閔沙為例），但為自衛而反抗卻不算是叛亂。[20] 對馬丁路德而言，最敏感的界線當是地上國度踐踏屬靈國度的時候，那是宣講者必須向掌權者宣講神道的原因，也是基督徒必然反抗的原因。畢竟，人當順服神，不是順服人。[21] 然而，馬丁路德的關注是宗教的，他等候的盼望和解放也是信仰的。人的出路在於因信福音而稱義、得自由，從而在愛中與鄰舍生活；人的出路卻不是隨社會改革和政權更迭而來。也許，正如教會歷史學者史坦邁（David Steinmetz）所言，馬丁路德在信徒與政權兩者之間開出的倫理，並不是政治沉默主義（political quietism），而是過於樂觀──高估了信仰在此生對人的改變，高估了理性與智慧對政事管治的貢獻。[22]
加爾文（John Calvin）對羅馬書第十三章的解釋和應用，是現代考據法崛起前少數的觀點。加爾文著重保羅寫作的背景，認為保羅在兩種顧慮下整理羅馬書十三章1至6節的教導：其一，有基督徒以為若要神國盡現，必須先否定地上權勢，才可得自由（或以為神國已經實現，不必守法云云）；其二，猶太人不服權勢，自信為亞伯拉罕後裔，尤其在歷史上經受的逼迫使他們更不易順服。
加爾文將經文放置在歷史處境中，因此經文的解釋也必須由歷史的變數所界定。單就經文字義而言，十三章1節的「更高」（higher，uJperecouvsai"，《和合本》譯「在上」）的權勢，並不是至高的權勢，說明這是神賜予的權力，本身不是終極的權勢。與此同時，加爾文亦指出：「他們管治是事實已經足夠，沒有人可以例外不順服。」[23] 他認為保羅提及的在上的「掌權者」，並不是馬丁路德所兼及的屬靈和地上的領袖，而僅是地上權勢，並不牽涉教會 / 屬靈的權柄。[24]換言之，「順服掌權者」並非信仰群體裡的生活原則。不過，人當順服掌權者，因為這是神所賜立的，為要帶給人類福祉。由此可見，叛逆掌權的就是叛逆神。當然，說掌權者的權來自神，並不等如傳染病、飢荒、戰爭等罪惡來自神，因為祂的委派原是叫他們以公義及法律管治世界。他說：「獨裁者、不義的政權不是獲神授命的權，但管治的權卻來自神，為要讓人生活安舒。」即使政權沒有為人民謀福祉，我們也應順服，並且要細想原來的美好恩賜變成這樣的咒詛，正是因為神按人所犯的罪惡施加懲罰。
地上政權的管治者不該憑自己的喜好和利益施行管治，而是要為更多人帶來安好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們擁有的不是毫無束縛的權柄，而是一種受限於被管治者福祉的權力。簡言之，掌權者得就他們的管治向神和人負責。他們被神揀選去遵行祂的心意，便要向祂負責；掌權者是神的「用人」，不是人的「主宰」。加爾文強調保羅的勸勉有其獨特處境，並認為權勢的合理性在於其為人類帶來福祉。對加爾文等人所論述的教會與政權的關係，史坦邁曾指出其在歷史中的貢獻和限制：
面對現代各地掌權者濫權的實況，我們難以認同加爾文和麥蘭頓（Melanchthon）等的觀點，認為政府官員是神的恩賜。在這種情況下，眼下常見的嘗試是從經文中發掘不認同政府的聖經基礎，而不是評估順服政府的基礎……當然，我們不能也不應以加爾文和麥蘭頓的釋經取代我們的。我們身處不同的環境，必須就教會當下的亮光完成神學任務。然而，我們可以從中學習不經常學到的：一個公正的政府帶來人民福祉，這使基督徒有感謝的合理原因。[25]
[1] Origen, CER 5:92, 94，轉引自 Gerald Bray, ed., Romans,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Downer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98), 324。所有引自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的引文，其中文翻譯皆為筆者自譯。
[2] Origen, CER 5: 94，轉引自 Romans, 326。
[3] Origen, CER 5: 100，轉引自 Romans, 328。
[4] Ambrosiaster, CSEL 81:417-419，轉引自 Romans, 324。
[5] Chrysostom, NPNF 1st Series 11:511，轉引自 Romans, 325。
[6] Chrysostom, NPNF 1st Series 11:512，轉引自 Romans, 326。
[7] Chrysostom, NPNF 1st Series 11:512，轉引自 Romans, 326。
[8] Augustine, AOR 41, 43，轉引自 Romans, 325。
[9] Augustine, AOR 42，轉引自 Romans, 328。
[10] Martin Luther, Commentary on Romans, trans. J. Theodore Mueller (Grand Rapids: Kregel, 1976), 177-181.
[11] Ewald M. Plass, What Luther Says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59), 1803.
[12] Plass, What Luther Says, 1826.
[13] David C. Steinmetz, “Luther and the Two Kingdoms,” in Luther in Contex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2-123.
[14] Martin Luther, “Temporal Authority: To What Extent It Should Be Obeyed,” in Luther’s Works, 45:81.
[15] Martin Luther, “Admonition to Peace: A Reply to the Twelve Articles of the Peasants of Swabia,” in Luther’s Works, 46:25.
[16] Luther, “Admonition to Peace,” 46:25.
[17] Luther, “Admonition to Peace,” 46:34-35.
[18] Martin Luther, “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 in Luther’s Works, 31:366-367.
[19] Martin Luther, “A Sincere Admonition to All Christians,” in Luther’s Works, 45:71.
[20] Martin Luther, “Dr. Martin Luther’s Warning to His German People,” in Luther’s Works, 47:19.
[21] Martin Luther, “Soldiers,” in Luther’s Works, 40:13.
[22] Steinmetz, Luther in Context, 124-125.
[23] John Calvin, The Epistles of Paul the Apostle to the Romans and to the Thessalonians, Calvin’s Commentaries, trans. Ross MacKenzie, ed. D. W. Torrance and T. F. Torranc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280.
[24] Calvin, The Epistles of Paul the Apostle to the Romans and to the Thessalonians, 283.
[25] David C. Steinmetz, “Calvin and Melanchthon on Romans 13:1-7,” Ex auditu 2 (1986): 8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