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4日 星期一

舊約。五十天的旅程


50天,一個小小的里程碑。
越同佢相處得耐,越明白到當中的好! 
我要keep住係呢個方向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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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3日 星期日

轉貼 : 曾國平 - 入境稅的七問七答

兩周前本欄一連五篇文章講遊客和入境稅,本以為該話題要講的已經講完,豈料上周人民力量向財政司提出陸路入境稅的建議以後,卻引來各界激烈的反對。有趣的是,反對者可說來自四方八面,政治立場一應俱全:高官、立法會議員、時事評論員,以至學者大部分不贊成入境稅,多份立場相反的報紙更是難得的同聲同氣,齊聲反對建議。與此同時,根據電視的民意調查,支持入境稅的市民佔大多數。

本以為入境稅的道理十分淺顯,贏家輸家清楚分明,有助消除北區的水貨問題,受損的主要為內地外國遊客而非港人。面對政客、學者強烈的反對聲音,我唯有整合各界的反駁理由,編成七條問題,再附上簡短的答案,希望能釋除部分市民的疑慮。

一、陸路入境稅歧視內地人?

答:凡稅必歧視。入息稅歧視高薪一族,煙稅歧視吸煙人士,機場稅歧視有錢搭飛機的,特別印花稅歧視內地買家,燃油稅歧視有車階級,道理都一樣。政府的其他管制亦帶歧視成份:限奶令歧視內地家長和嬰兒,公屋制度歧視有積蓄的香港居民,大學津貼歧視成績不夠好的學生。完全不帶歧視成份的稅制和福利政策是怎樣的一回事,還有待高人指教。

再講,市場經濟以價格定勝負和產權誰屬,亦帶歧視成份:價高者得,有能者多賺錢多享受,何嘗不是歧視?資源有限,不能人人有份,市場制度甚至共產制度(平均分配所得歧視生產力高的人)也存在歧視成份。值得探究的是,社會中哪些歧視可接受、哪些歧視不可,而非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

二、遊客不一定都是水貨客,入境稅會否拖累正常遊客?

答:遊客之中都有一心來旅遊而非走水貨的。同樣收入境稅,豈不是傷及無辜?先不論100元的入境稅對過夜、花錢較多的遊客影響有限(明天續談),若要避免傷及無辜遊客,可實行入境稅每月首次豁免,只要在同一個月內再到香港才開始徵收。不過,這做法雖然「公平」一點,但增加了手續,行政成本相對較高,未必值得。

講到拖累,入境稅或會禍及普通旅客,但水貨客何嘗沒有連累北區的居民?香港的經濟政策主要考慮的是港人整體的福利,還是港人和遊客的利益同樣重要?港人蒙受價值100元的損失(如擠地鐵、爭廁所之類),是否和遊客要付100元入境稅等量齊觀?香港居民是否有等級之分,住北區的時間、感受都較不值錢,抑或要犧牲一下為香港的大局着想?市民多等一班車的損失,跟遊客多玩數分鐘的快樂如何比較?這些問題我不懂回答,但政府卻有必要給市民答案。

三、既然大部分的水貨客為港人,入境稅豈不無補於事?

答:有學者認為,水貨客大部分是香港人,入境稅根本是打錯敵人。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在手,我認為困擾港人的水貨客多為內地人這觀點只基於兩個理由:一,根據傳媒報道,北區擠在火車站一車車貨如輪轉的多為內地人,雖說傳媒或會偏頗,但總不能完全否定;二,香港薪金平均比華南地區高一截,港人水貨客缺乏動機為了每月數千元運送零食即食麵等低檔產品,走水貨都以高價電子產品等為主,不用一箱二箱擠上地鐵,對北區居民的影響有限。學者如有證據指出水貨客以港人為主,以及困擾北區居民的多為港人而非內地人,我願聞其詳。

篇幅所限,今天只答三條問題,明天再續。


曾國平 - 續入境稅的七問七答
信報   2014年2月21日

篇幅所限,要將問答一分為二。讀者請將兩天的文章一起讀。

四、增加景點、加速基建,能否更有效解決遊客問題?

答:有學者建議興建大型商場解決維港兩岸的擠迫情況,分散內地遊客的壓力,但這個反駁有兩個問題。第一,100元入境稅除了帶來所謂的「艾智仁─艾倫效應」(即消費轉向高端產品)以外,對減少遊客旺區的人流沒有大幫助。入境稅的目的主要在減少水貨客,不在打擊出手豪爽、過夜居多的自由行。入境稅的目的是X,轉過頭來批評入境稅不能達到Y,是離題。第二,由政府帶頭興建旅遊景點的往績一向不佳,以百億計的支出隨時成為大白象或視覺污染(金龍、金紫荊、柱狀紀念碑之類),最後還是由納稅人埋單。政府的眼光不夠商人準,旅遊的事還是適宜留給自由市場解決,政府只要多開方便之門不加阻撓便可。再講,政府基建是以年計的巨大投資,入境稅相比下靈活得多,可進可退、可加可減。

五、內地是否會「報復」收香港人稅?

答:首先,這幾年人民幣大幅升值,其實港人變相交了北上入境稅,而內地遊客則變相享受南下入境津貼(兼且香港沒有銷售稅)。就算內地加收100元,相比貶了值的港元絕對是小數目,對港人北上旅遊的影響有限。若果內地收逾100元的巨額入境稅,旨在大量減少港人北上,香港遊客固然受害,但同時又會留港消費,一加一減後果難料。當然,內地收此巨額入境稅的機會近乎零。

六、遊客不一定要來香港,損失遊客豈不是得不償失?

答:從時事評論員到政府官員,發表言論時都常犯上非黑即白的思考陷阱,忘記了政策的效果有大小強弱的程度之分。不收入境稅遊客會到香港,收100元入境稅遊客就要另覓去處,背後的假設是全球遊客對香港的需求彈性極高,價格上升引來需求量大跌。香港甚有特色,街頭巷尾亂中有序世上罕見不在話下,不少外國人內地人仍認為香港是個美食天堂。遊客缺乏質素相近的替代品,對香港的需求彈性於是甚低,100元的入境稅難以趕客。此外,需求彈性相對較低,入境稅的大部分將由遊客付出,而非本港商戶割價求售。論者擔心遊客會大幅減少,要先解釋遊客甚高的需求彈性從何而來。

七、增加稅收令政府權力膨脹,違反自由民主的價值?

答:徐家健文章中提到張五常的論點值得一提再提:「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有些事項政府處理的成本較低,有些事項市場處理的成本較低,是不難理解的正確看法。」高斯又講過(見去年的文章《高斯的經濟政策觀》),政府管制有時會比自由市場優勝,要比較的是兩者處理同一問題的邊際成本。被視為高舉自由市場的芝加哥大學,另一名家魯卡斯在80年代的一個訪問中也說過:「我不喜歡討論政府該有多大。我喜歡討論個別計劃的成本與效益。這似乎是討論問題的正確態度。」 【註】

搬出大師的說話不是要訴諸權威,只是想指出經濟學者大多不是所謂的「右膠」,凡事不看證據一刀切,似宗教多過科學。

本欄一年多來的幾百篇文章,探討問題從來就事論事,自由市場不是唯一的答案。

認為凡稅皆惡的論者,要想想在入境稅一事上的成本和效益:行政成本相對較低,對普通旅客行為的影響有限,既可紓緩中港矛盾的頭痛問題,又能減少部分地區人擠人帶來的租值消散。利弊相較,此稅何惡之有?

註:Lucas, Robert E. 1984. Interview by Arjo Klamer. In 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 New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ir Opponents Speak Out on the Current Controversy in Macroeconomics by Klamer. Totowa, N.J.: Rowman & Allanheld.

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經濟3.0:www.facebook.com/economics3.0 

2014年2月13日 星期四

廿四歲的目標 -- 取捨

又大一歲啦。。今年想為自己訂一個目標,就是學習去取捨,在各式各樣的選項中作出合適的抉擇。

最忙好友最近常常提起一個說法:"為了最好的東西,就要放棄大部分次好的事物。" 佢既講法我不是完全認同,但我相信為了生命中在乎的東西,人一定要放棄好多事情---可能是興趣,可能是倒頭大睡的時間,甚至可能係某些關係。取捨一定會經歷比現在更多的無奈及面對那份不被了解,但我相信這是必須的。

畢業後的一年總算是努力向住自己的理想進發,雖然在職場的確遇到一些挫折,但總括而言在整年中我都順利按照自己的計劃去行。工作,讀書,事奉,培養自己的興趣等等。。。。慶幸尚能遵守當初的諾言。黎緊呢一年既schedule大致訂好了,應該會係延續上年的路吧。無數的regular duties等住我,諗起都覺得好滚動。

今早同天父傾左幾句,當日的感動至今仍然有效。七年時間話長唔長話短唔短,我想應該足夠我去尋覓自己的路吧。仲有六年,努力吧!




2014年2月10日 星期一

界線


人越大,好自然會發覺需要在關係中定一些界線..
明顯的是,人冇可能同所有人都咁frd,亦一定會出現差別對待.
有些人,可以無話不說 ;
有些人,未必能分享自己的感受,但是一面明鏡;
有些人,是不能不認真接受其意見的;
有些人,風花說月還可,但不能談太多深入的價值觀;
有些人........... 不知應該怎形容.

最近有些經歷發生,令呢個問題更為突出..
朋友圈子應該點去界定?
有D時間,我會好矛盾...
我發覺自己不是太歡迎其他人進入我心目中的一些private circle...
但現實並不是人力所以決定的.
當發生左既時候, 又應該點去面對?
呢件事的確幾影響我最近的情緒..

在教會,呢個問題相信會更加複雜同難以處理..
到底點去區分朋友與教會的弟兄姊妹?
呢個真係一門好好好好麻煩的東西.
信仰教我每一個人都是教會的一分子,
但聖經似乎又冇教我每一個都應該係我既好朋友..

好啦,咁約gathering既時候點算?
係教會活動? 係私底下聯誼?
呢個冇standard既issue真係好challenging...





2014年2月3日 星期一

轉貼 : 馬嶽 - 選舉威權還是民主政體?

馬嶽 - 選舉威權還是民主政體?

2014年1月27日

【明 報專訊】近20年有關民主化的研究,一個重點是有關混雜型政體(hybrid regimes)的研究。八、九十年代是全球民主化的高峰期,大量政體由獨裁走向民主。對很多國家而言,以普選產生政府相對快速容易(這說法對香港來說很 諷刺,但在全球經驗而言卻是真事),但要建立符合現代自由民主政體標準的各項制度和民主素質(quality of democracy),卻是需時較長和相對困難的。於是有不少國家只停留於「半桶水」的民主政體,例如政府由普選產生,但貪污嚴重、法治不彰、人權經常受 侵犯、沒有新聞自由,或者選舉不公、常有操控等等。這種半桶水民主政體,不能算是完全威權,但跟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liberal democracy)又有相當距離,於是名稱繁多,例如semi-democracy、pseudo-democracy、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electoral democracy等,不一而足。

混雜政體往何處去?

研究民主化的學者近10多年的一項持續爭論,就是「混雜型政體往何 處去」的問題。學者當然有不同意見,但大多都會認為這種混雜政體本質上是不穩定的,因為制度有其整套的邏輯。民主政制下容許人民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各 項監察政府的機制,而多黨選舉可以提供權力更替的機會,制度環環相扣,有其一套邏輯,有秩序地處理社會矛盾,運作良好是自在的穩定體系。專制政府不容許自 由批評和權力競爭,並且鎮壓反對聲音,也有其自在的「穩定」邏輯。反之混雜政體容許部分的選舉競爭或自由,必然有很大的張力。享有部分自由民主的群體,會 要求將制度推向真正自由民主的政體,社會長期處於制度變遷的鬥爭中。

香港自1980年代開始局部民主化以來,以及《基本法》內規定的體制,其實都指向一種混雜政體。香港的新聞自由、經濟自由、公民權利、法治水平,都接近西方自由民主政體的水平,但卻沒有最基本的政治權利——以普選產生政府,以至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評分中,近年香港都只是被評為「部分自由」。所以有人把香港視為一種自由專權政體(liberal autocracy)。

本質上不穩定

這種混雜政體本身是不穩定的。

首先是充分的民間自由和沒有民選政府 是矛盾的。香港的情况是傳媒和民間有充分的自由批評政府施政、暴露政府或官員醜聞、突顯各種施政問題,但充分掌握資訊的市民卻沒有辦法以選票撤換他們很不 滿的政府和醜聞纏身的官員,自然對建制充滿怨懟。反之專制體制施政縱使不善,往往沒有方法揭露,而人民也未能自由批評,傳媒「隱惡揚善」,政府的面子得以 維持,至少表面上衝突比較少。

第二,混雜政體本質上有其認受性危機,因為這些政體往往按照憲法都是自由民主的政體。O'Donnell & Schmitter在分析第三波民主化時便指出,當年很多威權國家出現認受性危機,正因為國家憲法本來是民主自由的憲法,但當權者可能以政治不穩、經濟危 機或者存在其他敵對勢力為藉口奪權,可能暫緩實行憲法或取消選舉而行專制高壓統治,但當經濟或政治危機過去後,人民便會開始問:何時還我們一個真正自由民 主的國家?

香港的狀况和很多混雜政體一樣,憲法保障了各項基本自由,而《基本法》承諾了「最終」給香港民主。這和殖民地年代不同。正如呂 大樂所言,港英年代很多人是不會問政權認受性的問題的,因為殖民地的本質是掠奪和強制,沒有人會期望殖民地給你民主,但「港人治港」的特區便不同了。《基 本法》保證了香港最終全面普選,中央總有一天要兌現承諾。

政改諮詢開始以來,多了不少建制派人物的言論,內容不外乎「民主不是好東西」或者「民主不一定是好東西」。後者的類似邏輯已經駁斥過,不贅。但其實建制派諸君:你們是不可以這樣說的因為《基本法》保證了香港最終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都全面普選產生,故此民主是《基本法》規定的憲制目標。如果說「民主不是好東西」,邏輯上只有兩個可能性:一是中央廿多年前訂下的憲制目標其實是不利香港的,一是其實中央打算給的和《基本法》寫下的「普選」並不是真正的民主(所以反而是好東西?)。對不起,我想你們的身分是不可以這樣說的。

走向選舉威權?

兩 星期前出席某個政改研討會,席上研究民主化多年的知名學者William Case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隨着香港可能步向普選,中央一方面要認受性但又要保持權力,香港很可能會走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選舉威權)的路線。不少混雜政體的特性是當權者既希望有選舉的認受性(同時可以令西方國家閉嘴),又希望保住權力,於 是便嘗試用盡手段操控選舉、控制傳媒、壓迫公民社會和打壓反對派等,務求令自己可持續在選舉中勝出而繼續掌控權力。他覺得最近傳媒逐漸收緊,可能反映中央 已在逐漸收緊各類空間,以便(一旦)有普選時其屬意的候選人可以贏出。

近代的選舉威權政體,也不是沒有持續長時間的,但研究的分析是長期維持這種狀態的成本是很高的。例如長期的社會操控的「維穩」成本是很高的,而這些政權往往要求神拜佛經濟不要下滑,並且要長期維持有效的利益分配,來令各既得利益者繼續支持政權。

混 雜型政體由於制度內在邏輯的矛盾,會出現持續的不穩定和鬥爭,並且可以隨時因為某些突變而倒台或出現危機(例如領導更替、國際環境轉變或經濟危機等)。五 六年前我閱讀不少有關混雜政權的文獻,有不少學者常會舉出一些長期穩定鞏固的混雜政體的例子,而學者當年最喜歡舉的例子便是:穆巴拉克的埃及!

當然,有人會說如果混雜政體是不穩定,不實行普選而加強控制以走向威權,也可以達至穩定的。這邏輯上可以成立,但這當然代表了「一國兩制」的終結。香港整個憲制設計以至社會條件,距離全面的自由民主政體,其實大概只欠政府和立法會普選這一步,落實真正普選,是香港長治久安的不二法門。


■延伸閱讀:

William Case, "Can the 'Halfway' House Stand? Semidemocracy and Elite Theory in Thre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28, 4 (July 1996), pp.437-464.

Marina Ottaway, Democracy Challenged: The Rise of Semi-Authoritarianism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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