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蕙芸 - 以香港為家：移民，唔該先學做好公民
星期日生活 2013年9月22日
【明報專訊】這陣子，移民成為「潮語」。政改不順、教育制度失靈、廉潔制度變樣、生活空間擠迫，香港人面對問題，第一樣嘢就提「移民」，似乎一走了之投奔西方文明就能海闊天空。這些論調聽在我這個曾經移民的過來人耳中，渾身不自在。
我在一九九五年隨家人移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畢業後獨自回流香港。還記得，那些年，「回流移民」是「老土」的代名詞，我們錯失了香港經濟起飛，回港後要由基層職員做起，同輩卻已榮升經理。我習慣了加拿大生活節奏，行路慢吞吞，回港後被朋友訕笑：「乜你動作咁慢。」
忽然，移民由老土變時髦，香港人由看不起「加燦」（取笑加國移民用語）變成紛紛向我取經，向我請教移民資訊，令我哭笑不得。我想說，若你抱着逃避香港問題的心態移民，到了彼邦發覺別人所謂的文明社會原來如此，你又可能會跌入另一種失落的循環。
「香港人只知道自己有人權，不讓別人有人權」
為了這話題，我聯絡了移民加國多年的舊朋友。這對夫婦未夠四十歲，少年時移民加拿大，在當地讀書工作結婚，沒生孩子。移民二十多年，偶爾回港探親。他們不願披露真名，着我叫他們「阿邦」和「阿珍」。隨着近年社交媒體興起，他們對加拿大本土以至香港政局均熱切關注。
阿珍形容，移民不是「把香港的屋企用保護罩包起來，整個移送加拿大」。關鍵是，加拿大社會安定，制度文明，但你有沒有深究，別人的制度為何穩定？別人的社會建基於人權民主，你又是否願意為此付出代價？
舉個例子，聘請外傭。香港家庭四千元一個月，就請到一個外傭。加拿大呢？這裏有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外傭即使跟你同住，每周只能工作四十八小時，月薪近港幣一萬元，額外工作要計OT錢。關鍵是，兩年後，她有權「和你一樣」申請入籍加拿大。如此條件，當地人甚少請外傭，會把孩子放到託兒所。試想，數年前公民黨在香港外傭「試爭取」居港權，香港人也喊打喊殺。阿珍批評，「香港人只知道自己有人權，不讓別人有人權」。
「文明社會之所以穩定，是因為高稅制，若有人暫時不行，社會願意照顧他，我們有安全網。」
阿珍一矢中的：「香港政局動盪，你想走；加拿大社會穩定，你想來。但有沒有想過，文明社會之所以穩定，是因為高稅制，若有人暫時不行，社會願意照顧他，我們有安全網。」加拿大奉行「福利主義」，薪俸稅連銷售稅，稅率高達五成，但對窮人和病人大幅補貼，看病不用錢。相反，「福利主義」被一些港人視為萬惡。但大家應知道，世上沒有幸福國度，不用國民付出卻任你享受。
移民顧問公司喜歡用「實用」思維，把「移民」推銷為生活質素提升，卻避談外國文化和價值，其實是一種「消費式」的移民論述：家長說，香港教育制度不濟，於是叫孩子移民，到孩子學習了西方思維，又擔心他們學了「性解放」「不懂得孝順」「處處跟父母爭取人權」（近年加拿大安省推中學教導同性戀議題，引起保守家長一陣騷動）；那邊廂，有人投訴香港蝸居太貴，到加拿大買了房子，又不肯按當地風俗綠化（市政府規定花園草地不能超於一定高度(??)，不能疏懶不剪草），又或者不根據政府規定，進行垃圾分類（有新移民把垃圾混雜扔掉門口，工人會以不合作態度「罷收」該桶垃圾）。
「人們努力建設出來的成果你就去享受，你有沒有努力去建設自己想要的東西？」
阿邦笑說：「不要只看Instagram以為加拿大風光很美就想來。」阿珍說：「加拿大風光美因為有文明的人去保育。」畢竟，文明社會不是天跌下來，是由公民長年累月爭取而來。香港人若要移民，不能抱着Free Rider心態：「人們努力建設出來的成果你就去享受，你有沒有努力去建設自己想要的東西？」阿珍說。
若你覺得香港社會運動是「搞事」，我告訴你，加拿大公民社會更成熟，抗爭是國民生活一部分。多倫多地鐵巴士司機，為爭取改善待遇，每幾年罷工一次，交通癱瘓，市民不會投訴。又好像，多倫多北一個近八十年歷史的天文台David Dunlop Observatory，內有一個在一九七○年代曾經發現黑洞的天文望遠鏡，其坐落地皮被地產商買下，計劃建數百大屋，怎知遇上保育界抗爭，爭拗七年，最後地產商同意保育該建築。不是很耳熟能詳嗎？工會罷工，反地產霸權，對香港人是「無謂爭拗」「搞亂經濟」，加拿大人卻習以為常。加拿大人早已看穿「發展是硬道理」這謊話，懂得追求人道和公義。
阿珍是個環保主義者，一直支持一個叫「綠黨」的弱勢政黨，這黨自八十年代創立，多年來一個議席也沒有，阿珍連續投票給此黨十二年，綠黨才產生第一位國會議員。阿珍和阿邦說：「有些人移民後不去積極engage（參與）主流社會和政治，只躲在小社區自我封閉，最後又『呻到樹葉都落』，覺得人哋唔包容你。但你有沒有做一些事，爭取別人包容？為何別人是主流？你自己不能創造主流？」
「與其去別人的地方，希望別人的明君施捨愛心給你，你應該爭取自己的明君。」
有些港人，把內地移民視為「蝗蟲」，以為避走他鄉就能「眼不見為乾淨」，是一大誤會。雖然今年頭六個月港人移民海外總數近四千，較上年同期增加8%，但相比湧往外國的中國內地移民，香港移民人數微不足道。據《南華早報》引述的數字，二○一二年移居溫哥華的內地人與港人比例是27:1，有近八千名內地人移民溫哥華，同期移居當地港人數目卻不到三百。如果你以為移民可避免接觸內地人，實太天真。事實上，加拿大主流社會近年的焦點討論，正是如何與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共處。例如在我居住的多倫多社區，個別內地移民涉把獨立屋改建為非法劏房出租，驚動鄰居報警。我花費一番唇舌，向這名移居加國多年的南美裔鄰居解釋，「香港」與「內地」背景的分別。但想深一層，香港人最初移民加國也鬧出很多亂子（例如在花園養生雞、燒臘店味道惹當地人反感、做生意瞞稅等），港人也花了多年才學懂做公民。
總的來說，若你明白加拿大社會制度，了解其價值觀，你嚮往這種文明，甘心付出代價，我百分百支持你移民。我相信，你會成為一個好公民，對你要移民的國家，甚至對人類福祉也有貢獻。相反，若你抱着一種「逃避心態」，因為不喜歡香港而移民，只祈求別國制度保障又不肯付出，其實是一種封建社會下的「臣民」心態，祈求天降「明君」，未能進化成現代社會積極主動的「公民」層次。阿珍指：「與其去別人的地方，希望別人的明君施捨愛心給你，你應該爭取自己的明君。」
「我想回來搞社運，不是爭取自己利益，而是見到你們被『迫害』，我看不過眼。」
阿邦曾經在非政府組織工作，被當地人關懷弱勢的觀念打動；阿珍曾因一宗小車禍，得到陌生人不計付出的支援：「我在這裏生活，看到公義公平，產生了一種正義感。我知道，坐喺度不會有改變，每一個人都要出一分力。」
所以，當香港人投訴香港太亂，嚷着移民；這對夫婦卻表示，正因為香港亂局，他們有可能回港支援社運。剛過去的夏天，我和阿珍阿邦於加拿大飯叙，首次聽到這個「回港撐社運」的想法，深感震撼。原來，近年阿珍迷上「網台」，阿邦也因社交媒體興起，更多接觸香港新聞和評論，自此便熱血沸騰地關注香港時局。
阿邦說，去年反國教，差點想坐飛機回港到公民廣場支援；阿珍也說，她渴望回港參與七一遊行：「又話五十年不變，但你看官員說話，離晒譜。香港已變，不是以前的香港，香港人畀人踩到上心口。」
我反問，香港愈亂，不更證明當年移民決定是對的，移了民的人不應額手稱興，還來關注香港？阿珍和阿邦異口同聲說，香港是他們長大的地方，「屋企被人搞垮」怎能無動於中？阿邦說：「就好像一間學校的舊生，見到母校有事，舊生都想站出來做點事。」阿珍更矢言：「我想回來搞社運，不是爭取自己利益，而是見到你們被『迫害』，我看不過眼。」
兩人認真地說，若佔領中環明年進行，會考慮回來參與。阿邦和阿珍說，以前香港移民回流，主要因為香港搵錢機會多，但今次推動他們回港卻是對香港的一份「使命感」。談到對香港爭取普選這一役，阿珍說：「路是人行出來的，得唔得都chur番一鋪（拼一回）先啦！」
我們透過Skype對話，說到這裏，我忍不住感嘆：「就是現在這個時候，才更加不願意離開。」阿邦語重心長說：「在這個關頭，簡直有使命感啦！」加拿大和香港時差剛好十二小時，談到這裏，已是香港正午，加拿大凌晨。我在想，香港這一刻，究竟正步向漫長的黑夜，還是黎明前的最後一抹陰霾？還待你和我和每一個香港公民，創造改寫歷史的可能。
文 譚蕙芸
編輯 梁詠璋
【明報專訊】這陣子，移民成為「潮語」。政改不順、教育制度失靈、廉潔制度變樣、生活空間擠迫，香港人面對問題，第一樣嘢就提「移民」，似乎一走了之投奔西方文明就能海闊天空。這些論調聽在我這個曾經移民的過來人耳中，渾身不自在。
我在一九九五年隨家人移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畢業後獨自回流香港。還記得，那些年，「回流移民」是「老土」的代名詞，我們錯失了香港經濟起飛，回港後要由基層職員做起，同輩卻已榮升經理。我習慣了加拿大生活節奏，行路慢吞吞，回港後被朋友訕笑：「乜你動作咁慢。」
忽然，移民由老土變時髦，香港人由看不起「加燦」（取笑加國移民用語）變成紛紛向我取經，向我請教移民資訊，令我哭笑不得。我想說，若你抱着逃避香港問題的心態移民，到了彼邦發覺別人所謂的文明社會原來如此，你又可能會跌入另一種失落的循環。
「香港人只知道自己有人權，不讓別人有人權」
為了這話題，我聯絡了移民加國多年的舊朋友。這對夫婦未夠四十歲，少年時移民加拿大，在當地讀書工作結婚，沒生孩子。移民二十多年，偶爾回港探親。他們不願披露真名，着我叫他們「阿邦」和「阿珍」。隨着近年社交媒體興起，他們對加拿大本土以至香港政局均熱切關注。
阿珍形容，移民不是「把香港的屋企用保護罩包起來，整個移送加拿大」。關鍵是，加拿大社會安定，制度文明，但你有沒有深究，別人的制度為何穩定？別人的社會建基於人權民主，你又是否願意為此付出代價？
舉個例子，聘請外傭。香港家庭四千元一個月，就請到一個外傭。加拿大呢？這裏有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外傭即使跟你同住，每周只能工作四十八小時，月薪近港幣一萬元，額外工作要計OT錢。關鍵是，兩年後，她有權「和你一樣」申請入籍加拿大。如此條件，當地人甚少請外傭，會把孩子放到託兒所。試想，數年前公民黨在香港外傭「試爭取」居港權，香港人也喊打喊殺。阿珍批評，「香港人只知道自己有人權，不讓別人有人權」。
「文明社會之所以穩定，是因為高稅制，若有人暫時不行，社會願意照顧他，我們有安全網。」
阿珍一矢中的：「香港政局動盪，你想走；加拿大社會穩定，你想來。但有沒有想過，文明社會之所以穩定，是因為高稅制，若有人暫時不行，社會願意照顧他，我們有安全網。」加拿大奉行「福利主義」，薪俸稅連銷售稅，稅率高達五成，但對窮人和病人大幅補貼，看病不用錢。相反，「福利主義」被一些港人視為萬惡。但大家應知道，世上沒有幸福國度，不用國民付出卻任你享受。
移民顧問公司喜歡用「實用」思維，把「移民」推銷為生活質素提升，卻避談外國文化和價值，其實是一種「消費式」的移民論述：家長說，香港教育制度不濟，於是叫孩子移民，到孩子學習了西方思維，又擔心他們學了「性解放」「不懂得孝順」「處處跟父母爭取人權」（近年加拿大安省推中學教導同性戀議題，引起保守家長一陣騷動）；那邊廂，有人投訴香港蝸居太貴，到加拿大買了房子，又不肯按當地風俗綠化（市政府規定花園草地不能超於一定高度(??)，不能疏懶不剪草），又或者不根據政府規定，進行垃圾分類（有新移民把垃圾混雜扔掉門口，工人會以不合作態度「罷收」該桶垃圾）。
「人們努力建設出來的成果你就去享受，你有沒有努力去建設自己想要的東西？」
阿邦笑說：「不要只看Instagram以為加拿大風光很美就想來。」阿珍說：「加拿大風光美因為有文明的人去保育。」畢竟，文明社會不是天跌下來，是由公民長年累月爭取而來。香港人若要移民，不能抱着Free Rider心態：「人們努力建設出來的成果你就去享受，你有沒有努力去建設自己想要的東西？」阿珍說。
若你覺得香港社會運動是「搞事」，我告訴你，加拿大公民社會更成熟，抗爭是國民生活一部分。多倫多地鐵巴士司機，為爭取改善待遇，每幾年罷工一次，交通癱瘓，市民不會投訴。又好像，多倫多北一個近八十年歷史的天文台David Dunlop Observatory，內有一個在一九七○年代曾經發現黑洞的天文望遠鏡，其坐落地皮被地產商買下，計劃建數百大屋，怎知遇上保育界抗爭，爭拗七年，最後地產商同意保育該建築。不是很耳熟能詳嗎？工會罷工，反地產霸權，對香港人是「無謂爭拗」「搞亂經濟」，加拿大人卻習以為常。加拿大人早已看穿「發展是硬道理」這謊話，懂得追求人道和公義。
阿珍是個環保主義者，一直支持一個叫「綠黨」的弱勢政黨，這黨自八十年代創立，多年來一個議席也沒有，阿珍連續投票給此黨十二年，綠黨才產生第一位國會議員。阿珍和阿邦說：「有些人移民後不去積極engage（參與）主流社會和政治，只躲在小社區自我封閉，最後又『呻到樹葉都落』，覺得人哋唔包容你。但你有沒有做一些事，爭取別人包容？為何別人是主流？你自己不能創造主流？」
「與其去別人的地方，希望別人的明君施捨愛心給你，你應該爭取自己的明君。」
有些港人，把內地移民視為「蝗蟲」，以為避走他鄉就能「眼不見為乾淨」，是一大誤會。雖然今年頭六個月港人移民海外總數近四千，較上年同期增加8%，但相比湧往外國的中國內地移民，香港移民人數微不足道。據《南華早報》引述的數字，二○一二年移居溫哥華的內地人與港人比例是27:1，有近八千名內地人移民溫哥華，同期移居當地港人數目卻不到三百。如果你以為移民可避免接觸內地人，實太天真。事實上，加拿大主流社會近年的焦點討論，正是如何與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共處。例如在我居住的多倫多社區，個別內地移民涉把獨立屋改建為非法劏房出租，驚動鄰居報警。我花費一番唇舌，向這名移居加國多年的南美裔鄰居解釋，「香港」與「內地」背景的分別。但想深一層，香港人最初移民加國也鬧出很多亂子（例如在花園養生雞、燒臘店味道惹當地人反感、做生意瞞稅等），港人也花了多年才學懂做公民。
總的來說，若你明白加拿大社會制度，了解其價值觀，你嚮往這種文明，甘心付出代價，我百分百支持你移民。我相信，你會成為一個好公民，對你要移民的國家，甚至對人類福祉也有貢獻。相反，若你抱着一種「逃避心態」，因為不喜歡香港而移民，只祈求別國制度保障又不肯付出，其實是一種封建社會下的「臣民」心態，祈求天降「明君」，未能進化成現代社會積極主動的「公民」層次。阿珍指：「與其去別人的地方，希望別人的明君施捨愛心給你，你應該爭取自己的明君。」
「我想回來搞社運，不是爭取自己利益，而是見到你們被『迫害』，我看不過眼。」
阿邦曾經在非政府組織工作，被當地人關懷弱勢的觀念打動；阿珍曾因一宗小車禍，得到陌生人不計付出的支援：「我在這裏生活，看到公義公平，產生了一種正義感。我知道，坐喺度不會有改變，每一個人都要出一分力。」
所以，當香港人投訴香港太亂，嚷着移民；這對夫婦卻表示，正因為香港亂局，他們有可能回港支援社運。剛過去的夏天，我和阿珍阿邦於加拿大飯叙，首次聽到這個「回港撐社運」的想法，深感震撼。原來，近年阿珍迷上「網台」，阿邦也因社交媒體興起，更多接觸香港新聞和評論，自此便熱血沸騰地關注香港時局。
阿邦說，去年反國教，差點想坐飛機回港到公民廣場支援；阿珍也說，她渴望回港參與七一遊行：「又話五十年不變，但你看官員說話，離晒譜。香港已變，不是以前的香港，香港人畀人踩到上心口。」
我反問，香港愈亂，不更證明當年移民決定是對的，移了民的人不應額手稱興，還來關注香港？阿珍和阿邦異口同聲說，香港是他們長大的地方，「屋企被人搞垮」怎能無動於中？阿邦說：「就好像一間學校的舊生，見到母校有事，舊生都想站出來做點事。」阿珍更矢言：「我想回來搞社運，不是爭取自己利益，而是見到你們被『迫害』，我看不過眼。」
兩人認真地說，若佔領中環明年進行，會考慮回來參與。阿邦和阿珍說，以前香港移民回流，主要因為香港搵錢機會多，但今次推動他們回港卻是對香港的一份「使命感」。談到對香港爭取普選這一役，阿珍說：「路是人行出來的，得唔得都chur番一鋪（拼一回）先啦！」
我們透過Skype對話，說到這裏，我忍不住感嘆：「就是現在這個時候，才更加不願意離開。」阿邦語重心長說：「在這個關頭，簡直有使命感啦！」加拿大和香港時差剛好十二小時，談到這裏，已是香港正午，加拿大凌晨。我在想，香港這一刻，究竟正步向漫長的黑夜，還是黎明前的最後一抹陰霾？還待你和我和每一個香港公民，創造改寫歷史的可能。
文 譚蕙芸
編輯 梁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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