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吃的東西很沉悶嗎？究竟一年才吃一回的糕點年菜又能叫人有多難受呢？我們被教導成如此害怕「沉悶」如此抗拒千篇一律的動物，只是為了更好更新的選擇；也就是更多的消費機會。我們家在外婆體力尚能應付繁重廚務的年代，曾經遵守一套嚴格的北方過年習俗，初一包餃子初二下麵初三烙「盒子」，年年如是，一絲不苟，毫無選擇可言。於我看來，這類傳統年俗飲食的最大好處就在於它沒有選擇，免除了我們肩上的重擔。不必動腦筋去想上哪兒開餐，不必翻開菜牌點菜，凡事按照老規矩就行了。
選擇的確是一種負擔，而且是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消費者的獨特負擔。比如說葡萄酒，甚麼樣的人才稱得上是資深飲家呢？假如有這麼一個人，從小及長都只喝一個地方的酒，非常封閉，輕易不試其他產區；而且他還不用恰當的酒杯，直接把酒倒進喝水用的小玻璃杯。你說這算不算喝酒？簡直像個笑話是吧？然而這正是許多南歐鄉鎮的常見作風。那些地方產酒千年，喝葡萄酒的資歷比我們現代中國人喝牛奶的歷史還長。他們從小喝到大，不懂Parker評分，不知世界之大，只曉得家鄉附近的產品。並且還真的就用那些粗糙的器皿盛酒，完全欠缺甚麼形狀的杯子要配甚麼樣的酒的知識。相比之下，不少香港人反而更懂賞酒，上過課程讀過書，家中藏了全系列Riedel酒杯。更重要的是我們有選擇，市場上琳瑯滿目，貨架分類詳盡。我們學過喝酒，他們沒有；我們選擇很多，他們不能選擇；所以我們就變得比許多南歐產酒鄉村的農夫牧民更懂得葡萄酒了，對不對？
在餐廳點酒，假如不太在行，又不信任侍者推介，往往就會出現以下兩種狀況：一是自家人吃飯，看了半天，結果選的是既非最便宜也非最昂貴的中價酒。二是掏腰包請客，想來想去，於是叫了瓶單子上比較貴也可能比較不合適不划算的酒。
在這兩種情況裏面，我們的選擇都不純粹是「我們」的，因為我們腦後勺好像裝了另一個人的眼睛，盯着我們。前者是侍酒師或餐廳服務人員的眼，我們怕他瞧不起自己，所以不願選最廉價的酒，太貴又怕傷了荷包，於是把目標定在價格中游便是理性選擇了。後者是客人的眼睛，一方面要擔心自己的吝嗇太丟臉，另一方面則害怕人家懂行暗笑自己品味差，在貴一點大概好一點的推理下，就乾脆咬牙忍痛來個高價貨吧。
選擇太多，於是焦慮。斯洛文尼亞哲學家莎樂塞（Renata Salecl）在《選擇的暴政》（The Tyranny of Choice）裏講了自己的故事。那是紐約一家高檔食品店，她進去挑選派對上吃的芝士，一照面卻是來自世界各地五花八門的不同芝士。由於不是專家（其實又有多少人是呢？），她只好像個學生似的，仔細研究每一款芝士的小圖標，認識它們的名字、產地和風味簡介。如此豐盛的選擇，簡直就是一個永遠做不完的功課。眼花繚亂，乃至於她甚至忘了自己曾經試過的好口味。要問櫃台後面那個看起來十分專業的傢伙嗎？又怕他故意兜售一些根本賣不出去的貴東西。最後，她就和很多遇過同類處境的人一樣，隨便挑了幾款，奪門而去。
事後，她發現當時的焦慮原來包含了幾個層面：1.她擔心派對上的客人會怎麼看自己選的芝士。2.她不滿那個售貨員一副內行專家的模樣。3.她恨自己是個知識貧乏的消費者。
如果這個世界只要我們選擇葡萄酒和芝士就好了，可惜人間並非天堂，事情從不這麼簡單，因為這是一個充滿選擇的年代。你要慎思明辨地選擇酒、芝士、手機、電腦、家具、服裝、住宅、工作和伴侶；甚至你可以選擇自己的身體，比如說小一點的肚腩，大一點的胸，高一點的鼻子，尖削一點的下巴。不久的將來，我們還可以選擇自己的孩子，只要透過基因技術的操作。自從啟蒙時代以來，撐起現代世界觀的自由主義就告訴我們，人生的藍圖操之在我，有沒有意義，有甚麼意義，全憑你自己決定。到了資本主義爛熟的階段，人生變得更自由了，意思就是更多的選擇，而且總是和消費相關的選擇。
生命成了一趟購物之旅，而世界則是一個超級市場。我們不只消費雜貨，甚至還消費愛情，因為我們用來計算理想對象的思維方式和計算一把牙刷優劣的辦法是一樣的。有些婚姻諮詢專家還推出了「情感存款」的概念，勸夫婦們要多點「投資」，花了多少心血時間就存了多少「情感資本」。只有支出沒有投入，情感嚴重「赤字」，一對伴侶很自然就得分手。
如此自由，如此多的選擇，那還有甚麼好焦慮的呢？有的，因為這一切選擇據說都「表達」了我的品味，乃至於「自我」。就像那個選酒的例子和選芝士的故事，只不過是瓶葡萄酒和幾小塊芝士罷了，竟然就沉重宣示了你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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