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六四, 原來已經係第23年.
對於呢件事,都冇咩野可以講.
發生左就係發生左.
今日見到兩張新的相片,
順手放埋係度:
我試過用不同的searching engine搜尋六四,結果一如所料.
附上連結：中文大學在一九八九年，製作的《對中國民運的認識與反省－－資料選輯》，歡迎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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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人民不會忘記
【明報專訊】周六清晨讀報，候任特首梁振英周五被記者問到「六四至今未平反有何看法」時沒作回應，「快步踏上政府私家車外出午膳」。到了周六下午，香港電台即時新聞網頁報道，「候任特首梁振英出席地區論壇後見記者，他兩度被問及六四問題時回應，六四問題最近已談了很多，沒有補充」。競選特首期間，梁振英也遇過類似提問，記得在電視上看到的回應是三番四次說「沒有新補充」。我不記得近期梁振英有沒有就六四事件說過些什麼，「沒有新補充」這句話因何而來，令人納罕。前兩天，我在facebook上看到一張帖子，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一則聲明﹕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
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
向文匯報全體員工致崇高敬意
梁振英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這個聲明裏的「梁振英」，很可能是我們七月一日之後的新特首梁振英；也就是說，由於梁振英一直沒有公開回應六四事件，他所說的「沒有新補充」，是不是對這個聲明的「沒有新補充」？當然，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這個刊登聲明的「梁振英」不是今天風頭甚勁的候任特首。或者說，連當事人也許忘了某年某月曾經刊登聲明，這不奇怪，十年前的事亦不一定人人記得，在記憶的沉澱過程裏總會有著遺忘，哪怕是刻意的遺忘。
六四二十三周年，我看著二十周年再版的《人民不會忘記》，書題蒼勁的毛筆字是舊友手筆，還記得他在燠熱夜裏在毛紙上寫字的情景。刻骨銘心的事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六四已經成為香港特首的原罪，而且這一發展趨勢是愈來愈「沒話可說」。到七月一日，十五年間三名特首，董建華是曾經回應六四事件的，他的六四「包袱論」要香港巿民放下六四，云云。曾蔭權也回應過六四，「我明白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事件發生之後，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有客觀的評價……我的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這也是我現在的看法」。董曾都表了態，梁卻一言不發，不置一詞。有人說，這題目是難以開口評論，也有人認為連表態都沒有，不敢面對社會。我卻在這些嘮叨講話和拒絕評論之間找到一個共通點﹕機會主義的成分多得駭人。
機會主義成分多得駭人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前後正值我的認識中國政治啟蒙，也是中國政治翻天的年代。父親是工會鐵桿成員，天天拿報紙讀「帝國主義一天一天爛下去，社會主義祖國一天一天好起來」，可是家裏老是三天兩頭把花生油寄回大陸親友處，看母親把舊衣服用白布包起，用毛筆寫上地址到郵局寄回老家。在那腥紅的年代，工會裏沒有人質疑偉大祖國出了什麼事。年輕的朋友也許不知道，那些年左毒氾濫，一角錢一份的香港《文匯報》是用簡體字印行的。一九七六年初是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工會天天開會學習中央指示，一個幾百人的工會的「中央最高指示」其實是幾份左報的新聞，內容八九不離十是狠批翻案風，或是狠批唯生產力論，早些時則是學習《反杜林論》。對於一個剛上中學的少年來說，這些字我都認得，說的內容一句都不懂。只是聽父親說，工會批判起來，有人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鬥垮鬥臭走資派。
同年十月的一個星期五下午，我一身汗水從學校跑到亞皆老街洗衣街交界，報紙檔的《工商晚報》頭版斗大標題是江青張春橋被捕。那時還沒有「四人幫」這個名詞。變化是從那天傍晚開始，工會沉寂下來，學習會馬虎交差，人人心裏激盪不已——北京出了什麼事？大半個月後，北京上海廣州都有幾十萬以至上百萬人上街慶祝打倒四人幫，工會的學習會重新展開。今次是狠批四人幫，再有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聲震天批評四人幫禍國殃民，把毛主席的紅旗玷污了。這些人包括幾個月前也是涕淚交零的那幾位，不知就裏的，往往容易把他們誤認在文化大革命吃盡苦頭的一群，殊不知這幾號人半年前才要把毛主席的革命推行到底，要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江山。
中國政治最容易培養兩頭蛇，文革之後有個詞很妙：騎牆派，一個人騎在高牆上兩邊盡收眼底，這邊風光獨好就倒過來這邊，一到風雲色變就倒向另一頭。對於至今不渝的極左派，我總覺得他們有政治信仰的自由，改革開放都三十幾年，他們要信毛澤東那套是他們的事。就等於今天美國共產黨那樣，又或是七十年代末的日本共產黨一樣的充滿毛派色彩，他們篤信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世界，沒有壞心腸，只是相信。英國倫敦海德公園在我勾留的時日裏，每逢星期日都去看人演說，有個英共老頭，站在肥皂箱上，前頭貼英共機關報《星晨報》（The Morning Star），大談共產主義；當時是戴卓爾夫人民望最高峰期，半左派的工黨連混都沒法混下去，何英共。老頭的聽者寥寥，他卻口沫橫飛，不能自已，沉醉在共產主義世界大同。日共機關報《赤旗報》是另一類，一九七九年中共出兵越南，《赤旗報》認為北京是帝國主義者，於是派人到越南採訪，記者高野功在戰地被子彈擊中身亡。英共早於一九九一年隨蘇共解體，日共也失去了安保鬥爭年代耀目的光彩，儘管在國會還有幾個議席，但與宮本顯治當委員長時相比，今天日共只是邊緣小黨，但仍是挺直腰板的小黨。
不談六四早已料到
梁振英不談六四早就料到，很簡單，他在中國政治這一塊只能規行矩步。這不是與他得到或得不到中聯辦的支持有關，而是從根本上他不是曾鈺成那種。中共一貫以「用」和「信」交替處理港事，曾鈺成的是「信」，他的忠誠不會因為一件事兩件事產生根本變化，這就是劉賓雁《第二種忠誠》主人翁陳世忠的那種「向親愛的黨獻出我一顆僅存的赤誠之心」，所以曾鈺成可以講「關於六四，我曾公開說過，很清晰的，當年政府當然是做錯，否則就不會死人」仍然獲得充分信任。梁振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聲明說過，但至今沒有再完整置喙，除了他小心翼翼，更多的是不存在中共足以信膺的第二種忠誠。
中共近十年全力塗改六四史實，包括「經濟發展優次論」——以經濟成就高於一切來矮化六四衝擊；有「中國人權進步論」——中國人民普遍能吃飽飯，證諸今天比以前好，以此蓋過六四屠殺；有一種「西方和平演變論」——六四後曾經盛行，但當鄧小平的孫子也是美國人之後便漸次銷聲；最下三濫但也最常見的是「理性討論、客觀分析論」，把一件人人都知道都看過的事實，以所謂再討論來分拆剖開，以枝節小疵圖推翻大局。香港一些人對此很熱中，但都無法扭轉形勢，徒變小丑。
諸多法寶俱無作用，因為事實太真實亦太血腥，完全與人們理解的「愛民如子」的中共背道而馳。我在寫這篇周記前，到YouTube上找了一大批和六四有關的錄像，再把相關的評論快讀一遍。我猜，可能要待親眼目睹六四的一代全部死清光、YouTube被中共中央宣傳部收購，指鹿為馬的伎倆才能有操作空間。
人的大腦其實有好多空間，可以永遠儲存大量記憶，創立相對論的愛因斯坦也只用了十分之一的大腦，所謂遺忘歷史之說，非但經不起科學的測試，更經不起道德的考驗。
午夜夢迴的不能忘懷
說忘記了六四，人們會明白不是由於大腦記憶體塞滿的緣故，而是刻意的忘懷。二十三年來的六月四日晚上都是維園燭光遍地，我每次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總會想一個命題﹕二十三年前在愛丁堡廣場上、在快活谷的人群裏、在蜿蜒港島北怡和街軒尼詩道上的成千上萬示威民眾裏，這些人今天怎樣——是繼續走上這條路？是假意忘記當年種種？是刻意抹黑民主運動？香港是自由社會，不可能強制不容抹去那腥紅久了後轉為暗黑的血記憶，一些人有他們忘記的自由，也有撒謊以轉移視線的自由。我只是想問，六四深夜午夜夢迴，輾轉反側不能成眠的那幾十分鐘，你們真的沒有想起那年那月揮拳疾呼「打倒法西斯」麼？真的沒有想起年輕的身體在五十噸的坦克下壓成肉泥的景象麼？
回憶是永遠抹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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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曉清：在哈佛教六四有什麼難
【明報專訊】按：哈佛大學東方語言與文明系何曉清博士自兩年前開設六四課程，去年秋季開始課程加碼，由原來一個學期一科增設至兩科，兩班學生修畢課程後，今年春季共同組織了「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研討會宣讀期末論文，來自哈佛不同學系的資深中國問題研究教授全程參與，普林斯頓大學的國學大師余英時教授為學生寫賀辭。六四課程的課堂照片連續兩年成為哈佛新生課程總目錄的封面，何曉清也連續兩年獲頒哈佛傑出教學獎；一切看似順遂無虞，實則，這第二年裏，她面臨種種挑戰。於今年六四周年前夕，她將經驗整理總結和分享，一次過回答關注這個課程的一些疑問。問：可否分享一下在哈佛教授六四的心得？有了第一年的經驗，第二年是否教得更得心應手？
答﹕按常理說，應該是這樣的——開新課是最難的，教過一次有經驗就應該相對容易了。不過，因為六四事件的記憶在過去二十多年在國內被有系統地刻意抹殺和篡改，還原這一歷史事件真相總是困難重重。事實上，第二年教學遇到的挑戰比我想像中還要多。
真相與偏見
問﹕為什麼？第二年有什麼變化？
答﹕第一年我教的六四課是新生課程（Freshman Seminar），也就是說只對哈佛新生開放，其他年級的學生無法報讀。但去年秋季哈佛一個學期就開了兩門六四課——一門是新生課程，一門是中國歷史課。這樣一來，哈佛任何學系的本科生研究生都可以報讀。一個學期開同樣題目的兩門課在哈佛是不尋常的，系裏也很支持這門課。一般來說，系裏喜歡開大課，吸引更多學生，不過大家覺得六四這樣的題目需要深入討論，因此決定六四歷史課也應該像之前的六四新生課程那樣以研討課（seminar）的方式進行——與大課（lecture）不一樣，研討課是有名額限制的。我利用暑假對閱讀內容和課程安排作了一些調整，包括安排每堂課開始前先播放一段與該周閱讀主題相關的短片。這些短片多是港人製作，從《自由花》到去年新製作的卡通《寂靜之聲》（Sound of Silence）。萬事俱備，只等開學。
開學第一周，一位學生在臨近下課的時候既慶幸又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差點就決定不上這門課了，幸好沒有聽別人的勸告。他接着解釋說：負責義務接待他的（host family）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告訴他不要上哈佛的天安門課，因為這堂課教的是「有偏見的歷史」（biased history），並堅持要幫他填表另選一門課。這位來自歐洲的學生覺得自己意願不被尊重，決定先來聽一下課。話音未落，另外一個中國學生也說他是頂着壓力來上課的，他的另一位朋友就因為壓力不來了。另外，聽說一位中國學生也是因為「偏見歷史」杯葛我們的課。她說一看那「坦克人」（Tank Man）的海報，而不是「暴徒」打士兵的照片，就決意不選這門課。這些「偏見歷史」的說法和「頂着壓力」的感覺對我來說是不陌生的，但是對於班上其他剛剛從中學考進哈佛的美國孩子來說，這些傳言既充滿神秘感又有點不可思議。
同學們這樣的情緒開學沒多久又加深了。起源是我們班上的一個E同學聽到一個中國學生議論我們的課——該名中國學生在眾人面前宣稱她之前上過我們的天安門課，但覺得教的不是真實的歷史，就把課dropped了。E同學是一位特別有正義感的美國女孩子，她在課堂上問我﹕我們這門課一直是「爆滿」的，是不是？到底去年有沒有人中途dropped課的？我回答說﹕是爆滿的，沒有一個同學中途放棄，而且全班每一個學生都在教學評估裏給了我滿分，不可能有同學對這堂課不滿——這點班上的同學是了解的，因為哈佛學生很看重教學評估，他們決定選修一門課前一定會看前一年學生是怎麼評價一門課的。E同學覺得很困惑。類似的小插曲，在開學初層出不窮，歷史課班上也有。
問﹕這些情况對教學有什麼樣的影響？
答﹕這些例子，正好說明八九民運並沒有結束於一九八九年，六四只是一個結束的開始——八九民運與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國社會密不可分。不過新生同學不一定都明白。為此，我相應調整了教案。按照原來的課程設計，前面幾個星期集中閱讀有關六四歷史的文獻資料，後面再講記憶。可是，因為同學們一開學就要面對關於六四記憶的爭議，因此歷史與記憶的討論無法再分開，而是雙線並行——一方面了解真相，另一方面回顧分析歷史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如何在官方和非官方的話語裏被記憶和解讀。當然，這個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公義，愛國與身分認同
問﹕可否具體講一下遇到的困難？
答﹕大概因為想證明我們這門課不是有偏見的歷史，新生課程的部分同學一開始對傾向於中國官方的觀點更為包容而對批評的意見則有更多的質疑。例如，班上一位中國同學反覆強調中國現在很強大、六四已經過去西方嫉妒中國的崛起才糾纏這些問題等等，同學們也是老老實實地聽着不大爭辯。這樣的情况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有一天我們去燕京圖書館看天安門資料集。面對死難者的血衣，面對那些被坦克壓過連頭、手、身都無法在辨認的血肉模糊的照片，那位中國同學開始解釋中國政府是沒有辦法才鎮壓的，當時沒有更好的裝備。他說為什麼我們就不能相信政府是好意的，是為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才鎮壓等等。那一刻我有一種很強的無力感，半個學期大量的史實閱讀資料分析，加上眼前血淋淋的證物，還有那一箱箱充滿希望的八九學生的照片——那些曾經如同這位哈佛中國學子一樣年輕的臉孔，依然無法讓他理解二十多年來天安門母親的苦苦等待與抗爭。我不記得自己是怎樣把資料集的最後一個箱子交還的。當我走出圖書館的時候，居然看到好幾個同學在雨中等我，陪我走回哈佛園。後來這幾位同學多次要求哈佛圖書館給他們機會不收報酬義務整理天安門資料集的箱子，他們希望六四證物重見天日而不是放在塵封的箱子裏。
問﹕那次經歷對學生有怎樣的影響？
答﹕同學們開始對關於八九後的清算、媒體宣傳、網絡控制、教科書修改、天安門母親等閱讀題目產生濃厚興趣。前面提到的那位因為別人中傷我們的課程而困惑的E同學，在哈佛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新聞和網絡審查的文章，指出言論自由的中國才有希望；班上另一位同學也在校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五毛黨的文章。
當同學們讀到「愛國主義運動」的內容和修改過的教科書主題，發現裏面的論調居然如此熟悉——他們都在不同的中國學生那裏聽說過了，就愈發好奇。我開始引入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概念，同學們在這個理論框架下有效地探討教育、傳媒、網絡、同齡人、家庭等社會化的媒介（agents）在民主社會會和非民主社會裏所起的不同作用，從而分析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與政治灌輸（political indoctrination）對年輕人產生的截然不同的影響。好幾位同學在期末論文裏不同程度地探討對後八九的愛國主義教育對大陸新一代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和身分認同的影響，以及掩蓋真相的做法對今天的中國社會意味着什麼。其中一位W同學用QQ的社交網絡方式與大陸同齡人探討六四問題的論文在研討會上讓人印象深刻。多位學者表示W同學的論文無論從文獻資料到數據到分析都是研究生水平，無法想像是出自大學新生之手。W同學中學期間在中國生活過三個暑假，與班上其他一些同學在大陸生活過的同學一樣，平時談起中國總是一往情深。在美國長大的孩子都明白批評政府不等於批評國家和人民——相反，監督政府是公民的責任。W同學也是當日雨中在圖書館門口等我的其中一位，我清晰記得他當時問我﹕為什麼他們知道真相還為政府辯護？W同學大概沒有料到：他提出的那個問題，竟然被一位大陸觀眾在我們的研討會以感嘆的方式表達。
問﹕是由學生組織的研討會？
何﹕是。當時的情况是這樣的﹕在研討會第一輪小組討論上，W同學宣讀完論文後，歷史課班上一位來自香港的J同學宣讀她的關於港人的六四記憶與身分認同的關係的論文。她用自己的個人經歷說明「為何香港的年輕人會關心六四」，她用維園的燭光來回答「香港人是否愛國」。她從一個八九年後在香港出生長大的年輕人的眼光，講述她小學的歷史老師陳先生明明知道六四不是必教內容，但依然在下課後在黑板上寫上「六四」兩個字，並向當時還是小學生的J和其他小同學講六四是怎麼一回事。後來這位陳先生又帶同班上的十多個同學參加維園紀念活動。
聽完J同學的論文後，一位大陸觀眾在提問時段舉手，並表示他不是要提問，只是想談一下自己的感受。一開始我以為「偏見」大批判又來了。結果，這位朋友說他看到J同學這樣的香港年輕人對六四的關注，看到香港是中國大陸唯一可以紀念六四的地方，再想想大部分大陸年輕人不了解六四真相，非常感慨。雖然這位朋友英文說得十分費力，說話時因情緒激動而聲音一度哽咽，但他表達的擔憂我相信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聽感受到。值得欣慰的是﹕當天現場觀眾席上就有好幾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有批判精神、獨立思考能力、探討真相勇氣的年輕學生。J同學的論文也得到曾在諾貝爾和平獎上為劉曉波演奏《茉莉花》的音樂家張萬鈞先生的共鳴。
對那位大陸觀眾的感嘆，我自己當然也感同身受。正因為那些顛倒是非黑白的挑戰，每一個人對真相的執著、對公義的堅持才顯得更為重要。J同學的小學老師陳先生一定沒有想到：他為同學們講述「六四」的聲音有一天在哈佛燕京禮堂裏迴響。
米蘭昆德拉把人民與強權的抗爭形容為記憶與遺忘的抗爭。一九八九年，北京市民學生用血肉之軀面對機槍坦克；在八九後的二十三年裏，港人用燭光面對強權，點燃真相。維園不滅的燭光，代表着不死的民心，無權者的權力，人民的力量就算在漫長的黑夜裏，我們都不言棄。因為，明晚，維園將再次燭光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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